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：

宁波工程学院学子追寻浙江籍女英烈故事的背后

四年前，宁波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的一群女大学生自发组成团队，寻找浙江籍女英烈。她们没想过，这一找，便是两年；更不曾想到，这场追寻，至今仍在以新的方式延续，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。

“胜利的时候，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。”曾有烈士临终前这样写道。如今，一群年轻人用行动作出回应：我们不会忘记。历史，永远不会忘记。

浙江籍女英烈事迹被编成了舞蹈，团队主要成员参与进行展演。 受访者供图

寻找“浙江刘胡兰”

故事的最初，是从“刘胡兰”开始的。

2021年，在国际交流学院一次微团课活动中，会计学（中外合作办学）专业大一学生郭宸伊第一次听到“浙东刘胡兰”李敏的故事。作为山西人，她从小熟知刘胡兰的事迹，在异乡听到故乡英雄的名字，倍感亲切。

课后她主动检索，发现浙江还有“浙西南刘胡兰”潘香凤、“浙南刘胡兰”郑明德……她们都是谁？背后有怎样的故事？在辅导员李玉娟的鼓励下，郭宸伊与同学组建团队，开启了对浙江籍女英烈的系统寻访。

仅整理浙江籍女英烈的名录，就耗费了半年时间。与此同时，团队成员发现，要认识理解这些女英烈，光看书、看资料远远不够。于是，团队又走进英烈的家乡、故居、牺牲地，辗转联系上烈士后人、党史研究人员等，想要离她们更近一些。

郑明德，人称“浙南刘胡兰”，1925年生于平阳县凤林村。受家庭影响，她自幼参加革命，15岁成为浙南游击区骨干。1941年不幸被捕，面对酷刑坚贞不屈，被杀害时年仅17岁。

尽管早已通过网络了解她的事迹，但真正走进郑明德纪念馆，看到那张全家福时，团队成员仍深受震撼。照片里，郑明德梳着齐耳短发，圆圆的脸上笑意盈盈，眼神清澈而坚毅。

“这不就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嘛！”团队成员陈柔怡是温州人，感受更亲切。随着走访深入，大家发现，郑明德的确就像身边的邻家女孩一样：她爱憎分明，有些“爱哭”，听到方志敏同志为革命事业被残害时，会哭起来；她很有想法，搞义卖活动、办妇女识字班，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；她还喜欢唱歌，入党开心时唱，在牢狱中也唱。但正是这样一个邻家女孩，后来落到敌人手中，遭遇坐老虎凳、被灌辣椒水这些非人的刑罚，但没有一丝害怕和退缩。

“她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，而是一个真实、勇敢、有血有肉的同乡姐姐。”陈柔怡说。

顶天立地的英雄

在平湖东湖景区，一尊高两米多的铜像静静矗立，她头戴军帽，身穿军大衣，目光安详望向前方。她是女烈士施奇。

说起施奇，郭宸伊就会泪目。1922年，施奇出生在平湖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。淞沪会战爆发后，她主动加入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，冒着炮火抢救伤员。不久后，她加入新四军，因工作出色被调到机要科工作，奋战在抗日第一线。

1941年，施奇被捕。她遭受敌人酷刑折磨，身患重病却始终不屈服，最终被敌人活埋致死，年仅20岁。

“她才20岁啊！”想到施奇的牺牲，郭宸伊特别难受，她说，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，她们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”

两年来，团队足迹遍布浙江11个设区市，寻访到224位浙江籍女英烈，累计采访烈士后人、纪念馆工作人员、党史专家、游客等超千人。

团队坦言也面临过艰难时刻——资料琐碎难以整合、部分英烈信息缺失、学业压力与调研冲突，有成员一度想过放弃。

转折发生在一次次与英烈“面对面”的时刻。当读到施奇在狱中身体溃烂仍鼓励战友要坚持斗争时；当看到17岁的杨静娟被拔指甲，死前发出那句振聋发聩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时；当怀有身孕的张小娇被敌人逮捕仍高呼“要命有两条，红军在哪里我不知道”时，团队成员觉得，自己所遇到的困难“不值一提”。

“她们连生死都可以跨越，我们还有什么跨不过的困难？”女英烈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坚韧、勇敢与信仰，如暗夜中的灯火，照亮了团队成员前行的路。她们重新梳理思路，分工协作，利用假期继续寻访，最终完成了224位女英烈的事迹整理，并形成《浙江籍女烈士名录》。

让更多人记住她们

224位女英烈，牺牲时最小的只有9岁，最年长的60岁，平均年龄仅25.8岁。如何让更多人记住她们？

在辅导员曾帮飞的指导下，团队形成近3万字的调查报告，并对女英烈的精神内涵进行思考提炼。“最终我们结合四位女烈士的四句名言，将女英烈共同的精神特质提炼为‘崇高理想，坚定信念；心系群众、一切为民；坚贞不屈、忠诚于党；不畏牺牲、甘于奉献’。”曾帮飞说，思考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大学生们不断汲取精神养料的过程。

精神需要传递。在寻访过程中，团队将女英烈事迹编印成册，进行人物“巡展”。在学院各类宣传活动中，团队积极“发声”。

“焦琴姐姐，称您姐姐，是您离开我们时只二十有五。您把青春热血贡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。家乡人因您而骄傲！今之甬城，经济繁，民生和，百业兴，印证中国之盛世。我敬佩您的巾帼之姿，也崇仰您的君子之勇，我将继续以您的精神品格为指引，做党的优秀女儿，踔厉‘窗口’青春。”

这段饱含深情的文字，来自团队成员参加学院“时空信箱”活动中写给英烈胡焦琴的一封信。这封信让更多人主动去了解、认识女烈士。

她们还将女英烈事迹改编成广播剧、舞蹈，在思政微课、团日活动中进行展演，累计开展各类宣讲30多场，制作视频20多个。团队还报名参加了第十八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，斩获“红色专项”赛道全国特等奖。

这场追寻并未止步。潘玥烨，女英烈项目团队成员之一，在2023年主动接过接力棒，迭代推出“绝笔信”项目——通过搜集、诵读、阐释浙江籍烈士的绝笔家书，体悟那份为国为家的如磐信仰。

从女烈士名录到绝笔信，变的是形式，不变的是两代青年之间的精神对话。正如一名队员所说：“她们披荆斩棘换来的春天，我们看到了。而我们，也必将会让更多人看见。”

项碧英（左）在雷烨故居收到北京服装学院团队修复的雷烨老照片。 共享联盟·金华 洪兵 摄

大舅以相机纸笔做刀枪

【讲述人：项碧英 抗战记忆：一台相机】

“我大舅是个抗战摄影师，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，在抗战一线拍下许多经典照片，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与抗争。可留给我们家人的照片，却寥寥无几。”走进项碧英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老照片，其中最显眼的三张合影里，都有同一张年轻的面孔。

这位年轻人叫项俊文，但也许，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——雷烨。

这些年，项碧英一次次踏上雷烨生活和战斗过的土地，看着大舅曾用镜头“凝望”的破碎山河变得山川秀美、村落安宁，她忍不住一次次按下快门，记录新变化：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新后项村，祖屋修葺一新，成为雷烨故居向公众开放；河北省平山县南段峪村，雷烨牺牲地修建了“雷烨烈士纪念碑”，碑身面向西南朝着故乡金华；平山县还建起了雷烨希望小学……“大舅留存的唯一一封家书，是勉励弟弟妹妹努力求学，他如果能听到雷烨希望小学传出的琅琅读书声，一定很欣慰。”项碧英含泪说。

镜头穿越时光，记录过去与现在，也见证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锦绣山河。

雷烨出生在金东区后项村，他思想进步，爱好文学。1938年，雷烨奔赴延安，途中购买了那台伴他走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相机。从此，镜头成为他抗战的独特武器。

到延安后，雷烨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擅长写作和摄影，他马上崭露头角，开始以“雷烨”“雷华”“朱靖”等笔名发表作品。“这是1938年9月1日的新华日报，《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》这篇报道的署名就是‘雷烨’，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现场照片。”项碧英轻抚着一份旧报复印件说。

1938年年底，从抗大毕业后，雷烨拿起相机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“他以相机纸笔做刀枪，记录下潘家峪惨案等日军侵华暴行。”项碧英翻开雷烨作品集，里面收录了雷烨有据可查的约60幅摄影作品，镜头中的八路军战士个个精神饱满、士气高昂。

1943年4月20日，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、组织科科长的雷烨，在河北平山县遭遇日寇包围。为了转移群众，他错失撤退脱险的最佳时机，砸碎珍爱的相机后，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殉国，年仅29岁。

“雷烨牺牲后的近60年时光，他的墓碑上始终没有身份信息，我们也苦寻不到大舅。”项碧英哽咽。

“大舅拍了无数照片，我们找回他，关键证据也是照片。”项碧英指着墙上三张合影说，第一张照片是雷烨去延安前带弟弟妹妹拍的合影，还叮嘱一定要好好保存；第二张是1938年底他带领前线记者团抵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的合影；第三张是1942年底雷烨到晋察冀抗敌剧社采风的合影。

这三张照片原本散落三地，经过雷烨家人和战友多年坚持不懈地寻找，直到2001年才得以“聚首”。以此作为关键证据，大家才确认雷烨就是项俊文，项碧英终于和大舅完成跨越时空的“重逢”。

张红宇（右二）给小学生讲述父亲张连振的抗日故事。 通讯员 吴雪渔 摄

我要把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

【讲述人：张红宇 抗战记忆：一叠手稿】

“我的父亲张连振是一名新四军战士，当年他奔赴抗日前线时，还不到14周岁，比你们大不了几岁。”嘉兴市南湖区新嘉街道的一家红色展馆内，67岁的张红宇老人正面向一群求知的小学生讲述着父亲的故事，讲到动情处，几度哽咽。

在父亲革命故事的熏陶下成长，张红宇退休后加入嘉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，走访调研、公益宣讲，将传承红色精神视为自己晚年的重要使命。

在张红宇家中，珍藏着一件父亲生前穿过的军装——墨绿色的呢料依旧笔挺，上面别着十几枚斑驳的奖章。张红宇轻轻抚过它们，如数家珍：“这是‘独立自由奖章’，上面延安宝塔山和红星的图案清晰可见，是颁给抗战有功人员的；这几枚，是抗战胜利纪念章……”

桌上摆放着一张老照片：白发苍苍的张连振身着挂满奖章的军装，眉宇间威严依旧。张红宇回忆，父亲生前每逢重要场合，总会提前许久认真整理军装，将每一枚奖章细心擦亮、端正佩戴，“对他而言，‘革命战士’这个身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1928年，张连振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。1942年，目睹日军在家乡的暴行，他毅然加入新四军，先后担任游击连战士、卫生员、通讯员，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炮火洗礼。

比奖章和照片更珍贵的，是张连振留下的一叠厚逾30厘米的手稿，这是他多年来写下的约50万字的回忆录，作文纸、信笺、白纸都有，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将人瞬间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其中一个故事，发生在1945年。时任通讯班长的张连振在一次深夜送信途中，意外遭遇溃散的日伪军。他机智地借助夜色虚张声势，最终单枪匹马俘虏多人。

“为什么当时不躲，反而主动迎上去？”这不仅是记者的疑问，也是张红宇最初听父亲讲述时的不解。答案静静地记录在父亲发黄的手稿上，字字铿锵：见了不制服，他们就会继续欺压百姓，不知有多少百姓又会遭遇不测。

张连振将这段传奇作为一篇回忆录的标题，字里行间仍可见当年的决绝与勇气。2016年，张连振病逝。

临别时，张红宇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：手稿即将出版成书。“我要把父亲的故事继续讲下去。”她说，“要让更多年轻人知道，那种百折不挠、向死而生的精神，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精神动力，这也是我作为新四军后代，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”

乐亚成的部分家书。 通讯员 徐建钢 摄

小妹在战火中把苦难写成诗

【讲述人：胡汝谦 抗战记忆：五封家书】

舟山定海城隍庙前，“13号”门牌静静立在光阴里。青石板上，孩童奔跑嬉戏，清脆的笑声“叩响”木门，荡起一片生机。

“这条路，乐亚成当年也是这么跑过的。”只要腿脚利索，烈士乐亚成的远房亲戚胡汝谦总会来这儿走走，年轻时他常在这乐家小院里听乐亚成的二哥乐时喧讲述小妹的故事。轻抚着那道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门槛，胡汝谦声音放得很轻：“乐亚成昂首跨出家门的时候，才16岁，花儿一样的年纪……可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1939年，那时的乐亚成还是个会追着兄长撒娇的小姑娘，却在听说新四军的故事后，坚定地要随兄去皖南。仅仅一年后，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；四年后，她调任太滆地区专员公署，任财经分局会计科副科长。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服从了组织的分配，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……”面对陌生的地名、从未接触过的工作，乐亚成在给家人的信中为自己打气。信念如炬，少女的闯劲仿佛能穿透纸背。

写完这封信不到20天，噩耗猝然传来。因叛徒出卖，掌握着新四军财政机密的乐亚成不幸被捕。敌人烧红的烙铁、冰冷的铁链，都没能让她吐出半个字。最终，染血的利斧落下。那年，乐亚成才20岁。

2020年底，胡汝谦的儿子胡牧在乐家老屋整理物品时，意外发现了5封乐亚成从前线寄回的家书。烽火连天、老屋几经火灾，这些薄薄的纸页却完好留存。“字迹依然清晰，就像昨天刚写完。”胡汝谦难掩激动，他说这是“奇迹”，是亚成小妹隔着时空给家里报平安。

泛黄的纸页上，墨迹深浅不一，可每一笔都写满深情。“床不像床，屋不像屋……但儿既愿过此种生活，也感到另一种趣味。”刚到部队不久的乐亚成，正该是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年纪，却已在战火中把苦难写成了诗。

从天真活泼的少女慢慢变成冷静坚定的战士，乐亚成还极其节俭，信纸用的是16开或32开的毛边小纸，邮票也舍不得多用。“写信又没有信纸，而且要邮票，而且很多不便，所以以后不能像以前这样写得勤了……”字越写越少，信念却越写越坚。

最后一封信里，她卸下坚强，跟家人描绘未来。“冲破这暴风雨，安渡过对岸，就是抗战胜利。那时节我们在大都市中见面吧！”她没说要去哪里，没说要做什么，只想着胜利后和家人团聚的模样。

如今，乐亚成的5封家书和1张烈士证明，静静地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往来的人们驻足凝望，读懂了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信仰。2024年，乐家祖宅所在区域被纳入定海古城微改造范围，未来这里将留住乐亚成的故事。

又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，银铃似的落在青石板上。“亚成啊，家里一切都好……你放心吧。”胡汝谦的声音好像穿过了时光，像应答，又像喃喃自语，回应着那一头从未隔断的牵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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